林瑩：“增設者”調節敘事——古典小說的人物設置手法之三 |【學術研究】
中國古典小說的編創特性，使得小說與其所取材的本事之間的對讀成為可能。在本事基礎上新添的人物，即所謂“增設者”。實際上，直接探究小說人物的設置技巧并非一樁易事，“增設者”恰好提供了一個助于觀察的“變量”。正如對比有無陽光對兩組植物的影響，更能看出陽光對于植物的意義；對比有無“增設者”對兩組敘事的影響，更能顯化“增設者”的作用，幫助我們窺知人物設置的秘密。
概言之，“增設者”對調節敘事大有裨益，涵容了強化中心人物、細化日常書寫、轉化情節走向、深化小說題旨四個方面。
“增設者”首先可以利用自身的在場，強化所欲突出的人物地位。“三言”首篇《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在其取資的文言小說《珠衫》里，主角為“楚中賈人某者”。到“三言”中，他不僅被坐實了姓名——蔣興哥，具化了鄉籍——湖廣襄陽府棗陽縣人氏，還被增設了雙親：“父親叫做蔣世澤，從小走熟廣東做客買賣。因為喪了妻房羅氏，止遺下這興哥，年方九歲，別無男女”。蔣氏父母的增設雖與情節無涉，但對讀者閱讀體驗而言舉足輕重：敘事纖悉備至，蔣興哥從遙遠的“路人甲”化作了真切可感的“身邊人”。與蔣氏親眷的增設相應，《珠衫》中僅以“美而艷”一詞形容的“賈人婦”，到“三言”里搖身成為“王公最幼之女”三巧兒。小說增設了三巧之父與一對姐姐，順勢鋪衍道：“王公先前嫁過的兩個女兒，都是出色標致的……（三巧）今日娶過門來，果然嬌姿艷質，說起來，比他兩個姐兒加倍標致”。“增設者”們被輕巧帶過，益使身為幼女的三巧兒形象具體而微，其花容玉貌和弱質嬌姿呼之欲出，如在目前。
這類安排在中心人物身邊的“增設者”，不宜只當臨時起意或踵事增華之筆草草放過。世間事物，總是隨著觀察者與其距離的拉進及對其關注程度的加強，才使原本環繞其周的模糊與幽微得以燭照。換言之，這些文字余光所及的“增設者”也變相強化、確認了更多人物的主體地位，將原先在本事中僅具功能性作用的人物推至聚光燈下，使讀者睹之亦明，近之更易。這對小說中的女性人物而言尤為可貴，因為本事里的她們大多頗遭冷落，正是其他“增設者”的出現或其自身作為“增設者”的經歷，才把她們從塵封灰暗的文字時空中凸顯出來。
《喻世明言·滕大尹鬼斷家私》一文本自《廉明公案·滕同知斷庶子金》，文敘倪太守小妾梅氏及幼子善述備受長子善繼一房欺負，終借滕大尹之神斷尋回公道，原本主角無疑是滕大尹。在馮夢龍手里，梅氏得到了更多的著墨：“那女子姓梅，父親也是個府學秀才。因幼年父母雙亡，在外婆身邊居住。年一十七歲，尚未許人。”經由雙親和外婆的增設，馮夢龍充分具化了梅氏的性情與處境。回視本事寫倪太守“臨老納寵梅先春”，文簡意乏，無關痛癢，梅氏與其他小妾有何不同，讀者不甚了了，自然無以興感。而在“增設者”的作用下，小說順水推舟，就著本事里梅氏的誓言增寫了“奴家也是儒門之女，婦人從一而終”等語，顯然比原先單薄蒼白的起誓更為可信。可以說，憑借“增設者”的助力，小說渲染的梅氏孤貧勢弱又茹苦向善的人格魅力，毫不遜于滕大尹神秘莫測的斷案妙法。
圖1. 明末衍慶堂刊本《喻世明言·滕大尹鬼斷家私》插圖
《警世通言·桂員外途窮懺悔》是另一例證。這一改自《覓燈因話·桂遷夢感錄》的故事，為主角施濟增設了其妻嚴氏：一處寫施濟“尚未生子”，嚴氏“勸令置妾”；一處寫施濟將用于修繕虎丘山水月觀音殿的三百兩救濟幼年同窗桂富五，“嚴氏亦不以為怪”，直讓評者稱揚“賢婦”。有此賢婦為妻，更可強化主人公施濟之賢。《喻世明言·陳御史巧勘金釵鈿》為梁妻田氏增設哥嫂則出于截然相反的思路，“增設者”之臨事驚慌，反襯了田氏的從容明理——“卻說田氏父母雙亡，只在哥嫂身邊，針指度日。這一日，哥哥田重文正在縣前，聞知此信，慌忙奔回，報與田氏知道。田氏道：‘哥哥休慌，妹子自有道理。’”
細觀上述諸例，可知“增設者”以親眷居多。此或因家庭關系最為天然，憑之增設若干人物，可以免卻猝降生人之感。筆者嘗撰文專論“缺席者”，指明小說家、評點者批判才子佳人小說之失真，著眼點即為才子、佳人孤懸于家庭常態之外。反向推之，親眷的增設便能增強作品的寫實感。例如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與元稹《鶯鶯傳》相比，為主人公張君瑞增設了父親：“從父宦游于長安，因而家焉。父拜禮部尚書，薨”；王實甫《西廂記》再度為他增設了母親：“先人拜禮部尚書，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后一年喪母”。雙親的逐步增設，細化了張生的人際關系，提升了小說的真實程度。魯迅曾說，“除盡枝葉，單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氣卻滅盡了。”反過來看，“增設者”也為花（即中心人物）增了枝葉，添了活氣。猶如作家張煒在《小說坊八講》里征引園藝學理論“大枝亮堂堂，小枝鬧嚷嚷”打的比方：“‘大枝’是需要疏朗的，所以就‘亮堂堂’；但那些不斷增添的新的場景和人，都是‘小枝’，所以要‘鬧嚷嚷’”。
“鬧嚷嚷”式的效果，也來源于日常生活細化書寫，此亦即“增設者”的第二種作用。雖說“增設者”多以天然的家庭關系為起點，但小說往往不局限在一家之庭院內，借用天都外臣評《水滸傳》之語，“其人則王侯將相，官師士農，工賈方技，吏胥廝養，駔儈輿臺，粉黛緇黃，赭衣左衽，無所不有”。職是之故，小說改寫者可據中心人物的社會身份，為之安排合情入理的“增設者”。上引《滕大尹鬼斷家私》一文就在本事基礎上增設了大量社會人物：以年幼的善述為主干，增設了館師；以老病的倪太守為主干，增設了醫生；以準備為兒子娶親的善繼為主干，增設了改造舊房的屋匠；以迫使梅氏改嫁的善繼夫妻為主干，增設了前來說親的媒嫗。這些形形色色的“增設者”來去自如，小說家逐一速寫，點石成金，通過他們把普通人、小家庭的瑣碎和真實呈現在廣闊社會背景下，賦予作品飽滿鮮活的日常感與發人深思的社會性。《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敘風雪阻渡、泊船瓜洲，鄰舟孫富邀李甲登岸至酒肆小酌，便隨手增設了“打跳”的艄公和“張傘”的童兒；《賣油郎獨占花魁》在賣油郎打扮濟楚來會花魁娘子、與王九媽分賓而坐時，增設了瞧見他裝束、待遇異于平日的丫鬟，捕捉到她忍不住“格格低了頭只管笑”的鏡頭。這些“增設者”的掠影不務裝點而情態如畫，一下子讓數百年前的文字躍動起來。
圖2.明末葉敬池刻本《醒世恒言》卷三第26b頁《賣油郎獨占花魁》書影
“增設者”的第三種作用，在于其轉化情節走向的能力，這是因為“增設者”的加入釋放了敘事的更多可能。在前引《滕大尹鬼斷家私》中，作者讓增設于滕大尹身邊的奉茶丫鬟，意外碰開了更有玄趣的“巧合”機關。本事寫滕同知勘破《行樂圖》內機密的過程，是極為偶然乃至失之生硬的。小說記敘他“再三看之，曰：‘莫非即此畫軸中藏有甚留記乎？’乃扯開視之，其軸內果藏有一紙”云云。經過“三言”改造的情節則變為：一日午后滕大尹又去看那軸子，“增設者”丫鬟送進茶來，滕大尹“將一手去接茶甌，偶然失挫，潑了些茶，把軸子沾濕了。滕大尹放了茶甌，走向階前，雙手扯開軸子，就日色曬干。忽然日光中照見軸子里面有些字影，滕知縣心疑，揭開看時，乃是一幅字紙，托在畫上，正是倪太守遺筆”。如此一來，“增設者”轉動了敘事的魔方，容許原先平淡突兀的敘述轉為自然迷人的表達。
圖3. 明末吳郡保翰樓刊本《今古奇觀·滕大尹鬼斷家私》插圖
更明顯也更著名的情節轉向，見之于《金瓶梅》對《水滸傳》的改訂。蘭陵笑笑生為了開啟以西門慶為中心的一部市井傳奇，特意增設李外傳一人替西門慶受死武松刀下。張竹坡將李外傳這位“增設者”之死視為必然，尤為贊賞巧以“傳言”收束此處情節的構思：“下文武二文字中，將李外傳替死，自是必然之法。又恐與《水滸》相左，為世俗不知文者口實，乃于結處止用一‘倒說是西門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遂使《水滸》文字，絕不礙手。妙絕，妙絕！”由此可見，小說里一個致命行為的作用對象，若從原有人物轉為“增設者”，就能為前者延長虛擬生命，為前者所屬的敘事主線騰挪出施展的時空，從而為小說家從容地展開書寫和構建關目鋪平道路。這便是“增設者”轉化情節走向的原理所在。
圖4.明萬歷《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第二十六回插圖
在這方面，《金明池吳清逢愛愛》一文的“增設者”堪稱典型。在其本事《金明池當壚女》中，吳清為脫離死難聽從了皇甫真人建議，于黃昏時劍斬敲門者，依計殺害了愛愛的鬼魂。小說寫道：“及昏，果有擊門者，斫之以劍，應手仆地。命燭照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然而，此處被吳清斬殺的愛愛，在“三言”里則被“增設者”酒樓小廝阿壽所取代。阿壽“因往街上登東，關在門外，故此敲門”，吳清就此錯殺阿壽而身陷囹圄。隨后，愛愛之魂夜半來訪，告知他如何自證清白，同時贈予兩粒玉雪丹，一以復原吳清元神，一以成就吳清他日一段佳姻，“以報一百二十日夫妻之恩”。“三言”評者不由稱美曰：“不枉叫做多情兒女”。可以說，阿壽的增設不但在客觀上啟動了后續情節的拓展機會，其更重要的意義表現在，馮夢龍不甘心讓這位與情郎愛深意篤、至死不渝的女子就這樣輕易死去。“三言”最后為愛愛及其父母的歸宿做了妥當安排：為了答謝愛愛，吳清買棺改葬并請高僧做法，愛愛夢中來謝，蹤影遂絕，其父母“亦賴小員外送終，此小員外之厚德也”。較之本事偏重怪力亂神的記錄，“三言”轉化情節走向，將重心放在“情”字之上，完滿演繹了“世上有情皆似此，分明火宅現金蓮”的篇尾詩句。
觀此可知，“增設者”有助于小說主旨的更新和深化，進一步說，可以淡化或消釋因果框架和敘事陳套，導引出敘事意圖的豐富傳達，這也是“增設者”的第四個作用。明代傳奇《寶劍記》在《水滸傳》基礎上林沖增設了鄰居王媽媽，這一從小說到戲曲的人物增設案例，構成了“增設者”深化題旨的一種佐證。學者涂秀虹《元明小說戲曲關系研究》一書提出，“此劇在《水滸傳》的基礎上進一步突出忠孝節義”，增設的王媽媽即作為“義的典型”之一，呼應了主旨動向。《月明和尚度柳翠》從結構上看是一個因果輪回的兩世故事，但由于小說在柳父去世后，為柳翠添置了若干在其不同生命階段影響甚巨的“增設者”，因果的意味悄然削弱了。《西湖游覽志余》里的本事寫道：“既而家事零落，流寓臨安，居抱劍營。柳翠色藝絕倫，遂隸樂籍”，對人物的困境語焉不詳，“遂”字透出的理所當然之意，營造出悲劇結局仿佛是其自主選擇的錯覺。而在“三言”里，馮夢龍安排了間壁王媽媽、楊孔目夫婦及其岳父、工部鄒主事、不堪貧賤而離家出走的仆人等“增設者”，宛轉演繹了柳翠這一失怙弱女屢易人手的苦難生涯。這些“增設者”雖未扭轉柳翠在本事里落魄無助、終墮風塵的命運，但他們合力致使柳翠的經歷更為細致，從而喚起讀者的共情心，局部抵抗了因果報應結構強加給讀者的宿命感。與此相似，《初刻拍案驚奇·陶家翁大雨留賓 蔣震卿片言得婦》頭回故事寫一女子與情郎私奔未果，輾轉落入揚州人蘇大手中做了娼妓。與本事所敘“女至廣陵，資金不能進，遂隸樂籍”的情節相比，凌濛初增設的人物蘇大，將女子的主觀意愿換作誤信非人的權宜之舉，同樣給予了小說人物深切的悲憫。
《喻世明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增設者”則使青年男女的形象不再概念化，為故事的發生添上了偶然性和無奈感。“增設者”是主人公莫稽之岳父金老大的族人和一群街坊小兒。金老大原是乞丐頭目，金盆洗手后讓位與族人，誰料他們在金女玉奴的喜宴上大鬧不休，新郎莫稽只好與秀才朋友們逃席而去，留下新娘“在房中氣得兩淚交流”。“三言”提及岳父和新娘對此均抱有愧疚，增設的丐幫無賴遂為莫稽與玉奴婦女生隙的責任主體，無形中確保本事設計的“夫婦相得，逾數載，士人應試成名，頗以婦翁為恥”的情節斷裂矛盾暗伏，有跡可循。另一群“增設者”街坊小兒則挑選莫稽連科及第的吉日前來挑釁和譏諷，這些“增設者”帶給莫稽無盡的辛酸苦楚，客觀上也幫他揭下了本事中“薄情郎”的簡劣標簽。故事末了，馮夢龍還增添莫稽“迎接團頭金老大在任所，奉養送終”的設定，大抵是為了小說的“喻世”效果。不難看出，“增設者”彌合了情節的罅隙，強調了人生面臨窘境的偶然和無力，作者所欲表達的意圖、所要塑造的人物，也因此而避免了簡單化與模式化。可以說，“增設者”驅散了原本由某個概念化人物、某種模式化情節構成的敘事陳套，提升了小說整體意涵的豐富性。
圖5-6.明末天許齋刊本《古今小說·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插圖
如前所述，“增設者”是一個可控的變量，可以幫助我們去觀察和理解小說人物的設置問題。大致而言，以上諸種“增設者”的作用，都能當作推想小說人物設置思維的憑依。譬如，以《陳御史巧勘金釵鈿》的“增設者”老園公為參照，我們可以認識到《儒林外史》第九回計婁氏兄弟拜訪楊執中時設置的老嫗、《紅樓夢》在寶玉挨打前夕時安排他撞見的嬤嬤的設置目的。《陳御史巧勘金釵鈿》的“增設者”老園公因年高眼花，看不清魯公子面容，催生出小人設計替代的鬧劇，連帶升級了御史的判案難度，小說于是更為精彩耐讀。《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兩處老嫗都昏聵至極，或將“姓婁”誤當“姓劉”，或把“要緊”聽作“跳井”，然皆賦有相通的意義。既然婁氏訪“賢”、寶玉挨打和御史判案均有其最終的指向，老園公和老婆子們的設置不會改寫結局，只是調節了敘述節奏，增益了沿途情節的曲折性和趣味性。不過，盡管上文講述了“增設者”調節敘事的多元效果，需要格外注意的是，我們既不能無限夸大“增設者”的價值，也不應忽略其本質所在。一方面，“增設者”的作用和意義未必都是正面的，有些增設不啻畫蛇添足，不僅徒勞無益，反倒削減了中心人物的表現力，淹沒了主體情節的演進脈絡。另一方面，“增設者”的誕生，其根源在于古典小說中不同文體資源、書寫傳統和創作興趣的歧異與交互，而這又是另一個值得專辟論域的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