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半島與古代漢字文化的傳播：讀戴衛紅《韓國木簡研究》
一
自西嶋定生以降，東亞史的研究至少有兩個趨勢特征值得警惕：一是將東亞特別是古代中國、朝鮮、日本（有時還有越南）劃分為一個似乎是天然的歷史世界——東亞世界，而對“中國”哪一部分參與“東亞世界”曖昧不明；二是偏愛于強調中國文化對東亞的單方面傳播和影響。關于第一點，金子修一、李成市近年來持續的批評意見表明，其本質源自東亞世界論的日本中心視角（金子修一《東アジア世界論の現在》，《駒沢史學》第85號，2016年；李成市《日本歷史學界東亞世界論的再探討》，《唐史論叢》第21輯，2015年）；關于第二點，從中國學界大量樂此不疲的同類論文選題中不難發現，其源頭是中國（文化）中心主義。這兩個特征共同反映的本質問題是關注點的失焦，研究傾向與歷史實際之間難以平衡。事實上，與此相呼應，這個問題的另一面就是東亞史研究還十分缺乏對朝鮮半島歷史的精深研究，“從中國到日本，其間不能跨過朝鮮半島，否則就不完整”（韓昇《東亞世界形成史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56頁），換言之，東亞古代史研究雖然成績斐然，但也存在不小的問題：一方面分別構筑了中國和日本兩個中心或曰主體視角，另一方面對于地理和交通上居于中間的朝鮮半島的研究著力不足。
或許正因為此，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對朝鮮史發表研究高見者常常是精力充沛的中國史、日本史研究專家；同時，如果有人自稱朝鮮史研究者，則一定又會被鼓勵擴大研究視野，跳脫這個狹窄而“無前途”的研究領域。當然，還因為朝鮮史及其關聯的東北亞史是比較敏感的學術領域，發表和出版相關成果一度頗費躊躇，加之不通朝鮮語者開展研究難度較大，所以今日中古東亞史領域，自韓昇、拜根興、李宗勛等先生以東亞世界形成史、唐與新羅關系、東亞文化比較研究三種研究范式之外，能夠專攻古代朝鮮半島史（特別是10世紀以前的朝鮮半島）而又兼顧東亞的內在交流者，少之又少。
《韓國木簡研究》，戴衛紅著，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二
戴衛紅《韓國木簡研究》（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版，270+8頁，36元）的出現，令中古史學界“哈韓派”同仁感到欣喜。這是一部匯集了作者近年專攻百濟、新羅時代木簡研究單篇論文而成的文集，篇幅不大，但是精純專一，緊緊圍繞韓國古代百濟和新羅木簡問題探討東亞簡牘文化。書中所收論文或早在期刊發表時即已拜讀，或干脆是本人所主持“東北亞古中世史的新研究”（《延邊大學學報》）專欄作品，這次通篇暢讀，更有新的收獲，以下略結合其內容特色淺談幾點研讀體會。
《韓國木簡研究》全書分為上下兩編，實際上是學術史和專題研究兩部分。上編的學術史部分，既介紹韓國境內木簡的發現歷程和分布概況，同時詳細論述韓國學者對韓國木簡的研究成果、韓國木簡研究學術組織及其學術活動，以及日本、中國學者對韓國木簡的研究，此外還列舉了韓國學者對中國簡牘的研究。這一編約占正文的四分之一，實際上從多個層面詳細介紹韓中日各國學界的研究動向，這一部分的設計能夠看出作者全方位重視先行研究以便建立問題導向的學術規范意識。這樣看似簡單和分內的事，尚屬嘉獎之列，實在是因為國內一小部分歷史類碩博士學位論文選題甚至個別“大腕”的研究專著，根本不做認真的學術史梳理，或是給域外的研究扣上諸如“民族主義史學”一類的帽子，從而堂而皇之忽略其研究成果，或是懶得學習外語，讀不懂干脆不讀，對外國同行的先行研究視而不見，其結果就是以重復勞動為學術高產，以閉門造車為預流獨創。而反觀大部分扎實的研究，多極為重視學術史梳理和回顧。在大師輩出、論題已然高度精細化的國際性研究領域，如果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翹首瞭望，那么在暗夜的泥沼里踽踽獨行將很難走出前人的腳印。
論文集的上編看似雜冗、細碎，實際上觸及了有關韓國木簡各方面的前期成果，舉例而言，除透視木簡出土的現況、東亞各國對韓國木簡研究現狀之外，還額外涉及韓國學者對中國簡牘的研究，看似離題，而其目的在于什么呢？就在于作者始終是從東亞簡牘文化的圈層結構宏觀把握朝鮮半島的木簡研究。在與中外學術交流互動中，作者直接體悟到韓國學者對本國木簡研究的受到中國學界關于出土簡牘研究在方法論等方面的莫大影響。換言之，“一國史”研究角度已遭到自覺的揚棄，不難看出作者對于金慶浩等人“東亞資料學”倡議的認同。在這一方面，通過作者介紹的韓國國內金秉駿、尹在碩等諸多學者對于戰國、秦漢簡牘的具體研究，中國古代史研究同行應該進一步注意，近年韓國學術界對于中國史的各方面參與。比如對于新發現的天圣令殘本的國際研究中，韓國學者最先完成譯注，也值得關注（金鐸敏、河元洙主編《天圣令譯注》，首爾：慧眼，2013年；拙文書評見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21卷,2015年）。中國史要繼續進步，“域外看中國”、“域外學者看中國史”的視角不可忽視。作者對此有清醒認識，從上編學術史的內在邏輯推斷，作者仍會持續在中外交流中重新對具體東亞歷史問題有所深掘。
新羅真興王巡狩碑（568年）拓片
而在下編的專題研究中，這種感覺越加強烈。下編專題研究的六章，其實是五篇研究論文和一篇總結，而這五篇文章又有四篇完全是百濟史內容，分別是百濟木簡所見的地方行政制度、職官制度以及丁中制和戶籍制度、貸食制度，此外還有一篇涉及百濟、新羅倉庫制度。此外，還探討了簡牘文化在中、韓、日等東亞諸國間的傳播及其衍變再生過程。
如此集中的百濟史內容，在國內尚屬比較罕見。2013年在北京大學召開的中國朝鮮史研究會年會上，我們曾對韓國作為“國史”對于百濟歷史與考古的研究，進行過較為系統的總結（馮立君《韓國與中國近30年百濟史研究述要》，《朝鮮·韓國歷史研究》第15輯，2014年），同時也對中國學界在百濟史領域的嘗試性工作予以表彰。針對朝鮮半島古代史，大量的注意力被吸引到版圖鼎盛時期地跨鴨綠江兩岸的高句麗，其次是被作為唐朝與所謂藩屬國建立朝貢關系的最佳“典型”——新羅，對于百濟的關注則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調”。
而實際上，百濟在東亞國際關系中的角色同樣不可或缺，其歷史內容同樣豐富多彩。舉例來說，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國內最早的《職貢圖》上，畫有百濟使節的肖像，是直接反映百濟國與南朝交往的實證，與東亞漢文文獻可以相互印證。不少學者強調百濟與南朝的交流交往異常密切頻繁，考古發掘例證可以舉韓國武寧王陵，其墓室結構、隨葬品等各方面都有濃厚的南朝風格，甚至可以稱為“建康模式”。在政治上，百濟與南朝交往曾一度與高句麗和北朝的交往相頡頏。百濟還曾作為中國文化傳播到日本的中繼站，正如新羅統一半島大部以后一度控馭東亞海上貿易所發揮的作用那樣，日本吸收大陸文明是從舶來朝鮮半島文化開始的。總體而言，在中古時代的東亞，百濟對外聯系可以作為朝鮮半島在東亞歷史上地位的一個象征來看待。另一方面，百濟的歷史脈絡包括其起源（扶余人南下）和覆亡（唐朝、新羅聯軍攻滅）都無不與中國王朝東亞政策息息相關。從政治勢力的移動、族群的凝聚等具體問題域切入，百濟史也存在跳脫朝韓“國史”框架即半島視角的可能。
百濟原為朝鮮半島西南端一隅小國，通過兼并馬韓諸部、蠶食帶方郡故地，逐漸壯大，統治中心最初主要在漢水中下游流域的漢城（今首爾一帶），在與百濟、高句麗三足鼎立中喪失了漢水流域，由此先后遷都熊津（今忠清南道公州）、泗沘（今忠清南道扶余郡）。百濟后期外交轉向聯合高句麗、倭合縱夾擊新羅，但是悲劇的是，在唐朝對東亞的軍事行動中最先被滅亡（660），其殘余勢力與倭國水軍曾在白江（今錦江）與唐朝大軍作戰，史稱白江之戰（663）。唐朝在其故地設置了馬韓、熊津等五都督府及帶方州，而八年之后高句麗才最終為唐、新羅聯軍敉平，唐朝在平壤設置安東都護府大大晚于統治百濟故地。百濟史無疑是漢唐對外關系研究的重要內容，目前來看其學術價值與實際受到的關注二者間高度不符。
百濟武寧王陵志石（525年）拓片
令人可喜的是，包括本書作者在內的一些年輕學者，業已開始利用新材料，選取新視角，逐漸進入百濟史的研究領域的新問題。概括而言，本書的下編甚至可以說為讀者呈現的就是特定角度的百濟制度研究，材料以簡牘為主，兼采墓志等各類文獻。論題主要集中于百濟的制度，具體涵蓋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兩個層次，前者包括地方行政體制、職官制度，后者包括丁中制、戶籍、貸食、倉庫制度。
特別是政治制度研究，歷來是中國學界的拿手好戲。在對地方制度的研究中，作者首先以漢文古典《周書》《三國史記》等傳統文獻記載的百濟在都城實行“部巷制”、地方社會實行“方郡制”，即“五部五方制”做鋪墊，進而詳細征引韓國出土木簡中與此有關者，揭示自1980年代以來在韓國陸續出土的百濟木簡,簡文中除了與傳統文獻所載的都城五部相對應的“中卩”“下卩”“前卩”“上部”“后部”外,還有值得注意的“西部”“六部五方”等。作者此處征引的材料，除囊括了全部相關木簡外，還從諸如百濟入唐移民群體墓志中鉤稽線索，具體涉及黑齒常之、陳法子、禰寔進、禰軍等人，并且使用了現存于韓國的《大唐平百濟國碑銘》《劉仁愿紀功碑》等石刻史料。
作者還借助伏巖里、官北里木簡、井邑古阜邑城出土的銘文瓦，判定百濟不僅在都城內，在地方社會重要的城內也實行“部巷制”。這其中能看到即便是使用傳世文獻，也在力求資料多元化，以保證歷史信息來源盡可能豐富。例如，為了論證百濟都城“固麻”或“居拔”的問題，作者除了大量搜羅紀傳體史書中的相關記載外，甚至注意到《欽定滿洲源流考》的論述。此外，《翰苑》也是研究同類問題學者不太關注的典籍，作者就使用了金毓黻先生編訂的《遼海叢書》影印本來作為佐證。
這篇文章的新見解還包括：百濟的“部巷制”糅合了北方民族管理部族民眾的“部”以及中國王朝城市中相對封閉的建筑形式“巷”。這其實是一個至今少有人涉獵的話題，韓國學者盧重國曾撰文指出百濟左右賢王的設置，淵源自匈奴、鮮卑等北族政治體所特有的“左右賢王”制度，而且百濟還使用了北族特有的“烝土筑城”法（盧重國《百濟的對外交涉與交流》，首爾：知識產業社，2012年，第183—187頁）。中國學者也有針對百濟與北族關系問題進行考證，力圖澄清人們對百濟只與南朝交流的認識謬誤（馮立君《百濟與北族關系問題》，復旦大學《韓國研究論叢》2016年第2期）。作者的地方行政體制剖析，再次提供了另一個角度的新證。我們期待更多的類似微觀研究的出現，能夠逐一擊破許多未知或者曲解的歷史謎團。
如果說關于政治體制的研究，還僅僅是“量米下鍋”，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那么關于經濟制度的幾項個案則顯示另一種風貌。最典型的是作者關于倉庫制度的研究。文章從1990年代以來在韓國境內相繼出土的新羅、百濟時期記有“椋”字的木簡入手，分析木簡內容，借助前人木簡釋讀的成果，進一步得出“椋”是與糧食、物品儲存有關的倉庫系統，有仲椋、下椋之分的結論。進而，作者結合帶有“椋”字的硯臺和瓦片，剖析應有專門的“椋司”管理，而且“椋”是有瓦的地上建筑。至此，論述已經完成，傳世文獻所謂“外掠部”應是“外椋部”的舛誤也得以糾正。
然而，正如前所說，作者有意無意地是站在東亞的區域文化圈來看待域外半島上的這些歷史現象，因此，更進一步的討論就圍繞“椋”的來源和演變展開。這一部分的結論也將更加令人興味盎然。通過梳理，“椋”在中國現存的傳世文獻中并無倉庫之義，而它從木京聲，從詞源、詞義上與表倉廩之意的“京”同源；從建筑形制看，“京”底部當有立柱或高臺，為地面建筑物，這與椋的建筑形制相合。接下來順著日本學者提示的方向，作者逐次從高句麗壁畫、墓葬墨書題記并結合文獻，發現在4世紀末逃亡到朝鮮半島的中原漢人的壁畫墓中，出現了儲存食物的“京屋”；在5世紀初的高句麗壁畫墓中出現了表倉庫之意的“椋”。至此，完成了一個漢字從中國傳播到半島后產生的變異，當然，作者沒有直接說明百濟與高句麗文化上的聯系，這里或許可以約略增加百濟與高句麗的同類型文化很多是同源而異流的論述。
再進一步，作者從日本7世紀木簡中“椋”字的使用，觀察到含有倉庫涵義的“椋”及其建筑形制更有可能是經由百濟流傳至日本列島。傳世文獻和簡牘材料均反映出古代朝鮮半島的倉庫制度與中國的倉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與漢四郡以來中國簡牘文化向朝鮮半島輻射，百濟和孫吳、南朝各代政權的友好交流密切相關。韓國木簡在東亞簡牘文化的傳播中，起著連接中國、日本的重要中介作用。
作者關于百濟與中國貸食制度的比較研究，也頗為精彩，利用的是1996年長沙走馬樓出土的3世紀前期“貸食”竹簡、2008年韓國扶余郡出土的7世紀初百濟“佐官貸食記”木簡。中韓兩地的“貸食”簡在形制、內容、字形等方面，既存在區別，又存在聯系。傳世文獻和簡牘材料均反映出百濟的貸食制度與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貸食制擁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作者將之歸因于這與百濟和東晉南北朝各代政權的友好交流密切相關。難能可貴的是，作者還注意到日本藤原京遺址出土的內容相類的貸食簡，以及日本《律令·雜令》中“官半倍”的谷類貸食規制與百濟貸食制度之間的內在聯系，進一步將視角引向東亞文化圈。
三
通讀全書，雖然題為《韓國木簡研究》，聚焦于高麗王朝以前古代國家百濟、新羅的簡牘文化，但是其所涉論題內在張力頗大，時時注目橫向的東亞文化聯系。作者引證李成市近年關于東亞木簡文化傳播過程的分析：中國大陸（A）→朝鮮半島（A’→B）→日本列島（B’→C），這里最為引人注意的其實是A’和B’昭示著文化受容國絕非照搬，而是主動選擇性吸收并促使新的變化。
這正是單純以某一文明中心向外輻射自居所忽視的，A與B、C之間存在表象上的相似和相同，或許是東亞諸國雖然常常被中國人稱作“同文同種”或同屬于所謂漢字文化圈，但始終是獨立于漢字文化之外的文化體系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我們曾經強調過的，自古代的高句麗、新羅、百濟、日本開始，其攝取中原文明的同時都在極力保留本民族的傳統和風俗。
以韓國語（朝鮮語）為例，它本身是一種與阿爾泰語系有著諸多相似特征的黏著語，雖然現代韓國語中有統計學意義上的四分之三比例的“漢字詞”，即來自漢語的借詞，但如果仔細比對，其中相當一部分數量已經與今日漢語意義迥異。而且，更重要的是，另外四分之一的“固有詞”充當的角色更為核心。
現代韓文書中的漢字
此外，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古代朝鮮半島與日本對大陸文化的攝取，對象并非限于漢文明，在移民、宗教、制度、物品等諸多文化中有不少來自草原和內亞的文明要素。同樣以韓國語為例，如果將其與阿爾泰語系語法結構對比，我們能夠看到諸多基本層面的高度相似性。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找到更多的例子，有些歷史現象更為直觀，例如朝鮮半島粟特裔移民的來源（劉永連《朝鮮半島康安諸姓群體初探》，《文史》2013年第2輯），就清楚地說明介于中原和草原之間的東北亞，在文化受容上的多源與多元特征。
放眼東亞甚至東部歐亞更廣泛區域的內在交流互動史，雖然存在強勢的文明外向傳播，但這并不表示一向被視為文化圈邊緣的成員只是一味被動接受，除了如李成市所指出的變異后再傳播的情況，實際上還存在逆向傳播、交叉傳播。仍以朝鮮半島為例，高麗時代雕造的八萬大藏經，經過高麗王朝僧人和王室的努力，融合吸收了北宋開寶藏和契丹大藏經的精華。到了近代，中國本土的大藏經體系散佚殘破，日本采取高麗大藏經為底本鉛字排印大正新修大藏經，成為當代世界佛學研究和佛教史研究的最具影響的版本之一。
朝鮮半島歷史與文明的再研究，或許是我們發現中國、反思東亞、回望古代的重要途徑，目前中國學界業已熱烈推動多年的“域外漢籍研究”和“從周邊看中國”已經取得不少進展。“在日本、朝鮮文獻中還可以看到很多本國人忽略，而異域人所關心的歷史細節，這些細節是本國文獻所不載的。”（葛兆光：《想象異域》，中華書局，2014年，第15頁）“這批域外漢籍對中國文化的每一步發展都作出了呼應，對中國古籍所提出的問題，或照著講，或接著講，或對著講。從公元八世紀以降，構成了一幅不間斷而又多變幻的歷史圖景，涉及到制度、法律、經濟、思想、宗教、歷史、教育、文學、藝術、醫藥、民間信仰和習俗等各個方面，系統而且深入。”（張伯偉：《域外漢籍研究叢書·總序》，《中華讀書報》2007年7月11日）這些業已展開的大規模研究，帶有鮮明的自覺意識，其中所強調的漢字文獻作為一個整體，“即便需要做分類，也不以國家、民族、地域劃分，而是以性質劃分”的觀念非常有見地，值得更多的歷史學人關注。
除了漢字文獻，歷史研究者特別是民族史研究學者，在使用非漢語文獻方面也有悠久的傳統。例如，對于已經死亡的古突厥—回鶻文獻、西夏文文獻、契丹文字的解讀，對于滿文檔案的大量使用，等等。這其中既有與漢傳佛教密切相關的文獻，也有能夠與中原帝王詔敕對應的譯本，更有漢文典籍無法完全承載的異域信息，對于中國內外文化交流細節和實相的揭示功莫大焉。當然，無法回避也無須回避的是中原漢文典籍的重要性仍然是根本性的，新材料的使用常常是與瀚如煙海的傳統材料合璧時才更加光芒萬丈。
古代文化交流面相的多樣性附著于歷史本身的復雜性之上，歷史女神又恰好饋贈給人們或來自地下，或藏之異域府庫，或形諸他族文字的記錄。對于這些記錄，諸多像本書作者一樣的學者在孜孜不倦地釋讀、研究。至少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在東部歐亞區域內——中國古代帝國及其“周邊”的世界，文化傳播的中心與邊緣并非一成不變。
而作為可以被重新發現的“朝鮮半島”，應該不止海東一個。它們和海東的朝鮮半島一樣，親近中原古國，受容漢字文明，保存本土文化，衍生新型文明，有時也反哺中國。
它們是誰，它們在哪里？
如果能積累更多像本書一樣細致而專門的漢字文化史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成果，更自覺地綜合運用中國、邊地、域外的多維視角及其史料，或許我們會有更為豐富的學術發現，能更為透徹地理解漢字文明之于歷史和當下世界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