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文工團那些難忘的歲月
忻州文工團那些難忘的歲月賀 曄
1970 年對于忻州文工團來說可是個不尋常的年份，經過一段不尋常的，原來文工團的很多老同志已經改行的改行,調走的調走,留下的老同志雖然都是精華,但已經沒有幾個。團里開始大量的招兵買馬,我就是那次機會幸運的被招進來的，成了一名專業的文藝工作者。要知道那時的文藝團體社會地位很高,搞文藝那可是個人人羨慕的職業,我自然是高興極了,那時文工團新來的力量主要是：山西大學藝術系分配來的，省戲校分配來的，還有就是我們這些本地的插隊知青和北京來的插隊知青的社會招工,后來還從忻縣師專文藝班分配來的一批學生。
來了文工團后，我這個由縣里來的人才發現我趕上了好機會。來之前我也參加過許多社會上的業余文化活動,來了后才讓我見識了什么是專業文藝團體(當然和國家級的還是不能比),至少是和我以前想象的大不一樣了。
經過前一段的整頓合并后，我發現文工團可以說集中了一大批文藝上的精英人才，就是今天的地市一級專業團體也根本無法相提并論。從文化結構上大學本科生占了很大的比例，很多人都是藝術院校畢業來的。我們的團長梁占峰老師畢業于天津音樂學院，和著名音樂家施光南是同學校友，施光南還為我們團寫過歌曲。本人就唱過施光南寫的男女二重唱《收青稞》，還有中國舞劇院的著名導演鄭寶榮，由蘇聯烏蘭諾姓為我國培養的首批芭蕾舞演員袁春，省歌舞團的歌劇導演侯錚,更不用說團里還請了省歌舞團我省的舞蹈家樊志君和岳麗娟當我們的舞蹈教練，還有山大藝術系分配來的高才生張志道、李娟、史玲玲,史玲玲是當時我省唯一一個學古箏的人,還有著名的二胡演奏家李登峰,舞美隊的宋化江。還有陳獻瑞，那可是給人民大會堂和軍事博物館搞過美術設計的,創作室的郝叢樓,那可是咱們忻州市最有名的琴棋書畫雜家,唱念做打樣樣拿手。更不用說那幫北京知青,好多都是拜過中國的名師的，比如高瓏是葉佩英的學生，王海潮向沈湘學過唱歌。再加上文工團原來的那些在省內外乃至全國都有名氣的老演員,在這些人的影響和帶動下,我們這些小地方來的人,你不學也得學,不會也能會。我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才明白了什么叫搞專業,什么叫搞藝術。事實上在這批精英的影響下我學會了不少東西,我是個唱歌演員,過去唱歌都是瞎唱，就是從梁占峰團長這兒才開始懂得學聲樂學發聲，從而走上了這個正規的路子。那時候梁老師不管獨唱合唱都要從發聲狀態到表演和我們反復練習,嚴格要求,一絲不茍。那時團里還要排練許多小戲、大型歌劇,大型話劇,每次排練導演都要求演員熟讀劇本，分析劇本，寫出人物自傳，角色的性格分析,也是那時候我們才知道,排戲還要做這么多的前期工作,才知道還有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一切都是那么認真那么正規。
在對待演出上,團里也是嚴肅認真,一絲不茍,一個樂句,一句臺詞,一個動作,一遍遍地反復來,弄得哭鼻子流眼淚的大有人在,等你哭完了再來,直到滿意為止。排練加班加點是家常便飯，尤其是到最后的音樂合成,燈光合成,連排彩排更是通宵的干,搬布景上下場撤換那都掐著秒表算。一步不到位也不行,反復重來。那時忻州最好的劇場是人民大禮堂，冬天沒有暖氣，只燒兩個鐵爐子,寒夜里凍得人們直打哆嗦,但是大家毫無怨言,為了藝術的完美,那就和打仗一樣。
每次演出前領導都要給大家做動員，演出結束后，不許洗臉卸妝，先開會總結演出中的問題，以防下次再犯。我團的董建平同志曾獲過一個大獎叫司幕獎，很多人不相信，其實這是真的。這恰恰說明團里在藝術上的認真追求，一場好演出是需要各個部門的全面配合才行,包括拉大幕。拉大幕看似簡單,但它是整個藝術創作的一部分，它的快慢緩急必須附合劇情的整個氛圍才行。當年文工團在藝術創作上的追求由此可見一斑。那些年在藝術上追求完美是全體文工團人的事，一個人演出中出了錯大家都會善意地提出來。我們好多人是縣里來的,演歌劇話劇需要說普通話,盡管我們努力了但也有不準的地方。我們樂隊的吳強等知青同志會一個一個地記下來，下來告訴你并幫助你糾正發音。比如還有孫鏡泉同志在業余時間會和你一起研究樂理方面的知識，幫你提高音樂素質。
那些年為了保證演出效果，提高演出質量，每次下鄉都要帶幾卡車的服裝、道具、音響燈光,光箱子就有百十個。全團同志不分男女,不分年齡大小,也不管你是不是名演員,裝車卸車人人干活,爬梁上柱個個出力。我本人是負責網子景的,記得有一次光網子景就裝了九道,現在的人恐怕連什么是網子景都不知道。燈光一掛也是 100多個。為了保證演出質量，舞美隊的干尚志、閻眉中一晚上睡在天幕區的水泥地上換片子,正是這么多的燈光布景在舞臺上營造了一個個不同的環境和氣氛，讓演員一上臺就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從而更好地塑造了人物形像,提高了演出水平。不像現在的舞臺，只有一種效果，那就是五光十色眼花繚亂。
在團里這種濃厚的藝術氛圍的熏陶下，年輕人們掀起一股提高業務水平和提高個人素質的浪潮，那些年一到業余時間，你會看到許多年輕演員抱著一本本的名著在如饑似渴地學習。好多人開始學習外語，那時沒有錄音機就靠收音機學,到后來董建平的日語學得還很有點意思。為了提高大家的專業水平,團里不斷組織外出學習，梁占峰團長和袁春老師利用他們的關系，每年都帶領舞蹈隊的同志去北京、天津學習,移植節目。梁團長和李恩江團長還帶領歌唱演員去山西大學藝術系找我省著名聲樂教授孟亨泉、張小弋老師為我們做輔導。為了提高我們的業務素質，團里還用送出去、請進來的辦法派劉鐵鑄去天津音樂學院學習,派我和王海湖、許月英去中國音樂學院進修,派何式昱去北京工藝美術院進修，派高建國去北京學習導演。1983 年的時候，又請我國著名聲樂教育家、中央音樂學院教授王福增來團為全體演員進行培訓，從而使我團的業務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還有好多苦練業務的事情是讓人至今難以忘記的，樂隊的吳錚、方厚永、曲秉詩、劉鐵鑄,他們都是吹管樂的,練得嘴都破了,流血流濃還一直練,直到再長好。拉二胡的劉繼如,吹長號的吳強,吹笙的馮海云更是樂器從來不離身,不管去哪,回家探親,什么都可以不帶,樂器不帶不行,只要有空,隨時就練,每天早上4 到 5 點鐘就被他們練樂器的聲音叫醒了,晚上大家都睡了還得被他們的練習的聲音吵醒。再后來又增加了個人不離琴、琴不離身的閆立斌。那時舞蹈隊的同志們勁頭也很大,早上比誰起得早,四五點鐘就偷偷地鉆進排練室,晚上十一二點還不睡覺。更加上那時候正在學習樣板戲跳芭蕾舞劇《草原兒女》《沂蒙頌》，為了立足尖，女同志壓腳背，連吃飯學習開會都是跪著，快成了日本女人了。睡覺的時候把腿靠在墻上練旁腿，膝蓋上壓上枕頭練開胯。為了立足尖，樊春花、呂彩云、陳麗萍、斛彩平等女同志,她們練得腳趾甲掉了,再練得長出新的來。這些事情讓今天的人們聽來可能根本不相信,說你這純粹是編故事呢,可這卻是毫不夸張的事實。
那些年我們演出也是很辛苦的，下鄉演出經常是坐著大卡車出發，尤其是每年從國慶到春節期間的慰問解放軍演出。由于毛主席要準備打仗，忻州地區住的部隊很多,天天倒臺，風雨無阻也忙不過來。那段時間是最冷的季節，迎著寒風坐在卡車頂上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記得那次從保德轉場到岢嵐演出，出發時保德天氣很暖和,大家穿得很單薄,誰知半路上就下起了大雪,等到了演出地,好多人都凍僵了,有的同志都是被人從車上架下來的。盡管這樣,大家稍微緩了緩又投入了緊張的工作中。還有難忘的五臺門限石演出，零下 30 多度，真冷啊！由于演出條件艱苦,吃飯都在院子里,菜一會就凍住了,更要命的是沒有熱水,演員卸妝用的都是帶冰碴的水,那時畫的可是油彩妝啊!
最難以讓人忘懷的是在駐忻某部的一次演出。那時候不管走到哪里很少有舞臺，更沒有劇場，都是臨時搭的露天臺子,寒風嗖嗖的往里吹。開演不久就下起了鵝毛大雪，不一會廣場上的戰士就變成了一個個雪人，但是戰士們任憑風雪再大,一個個紋絲不動地觀看演出,讓我們非常震撼。正好我們舞蹈節目是《我們愛打乒乓球》,為了保證演出效果,我們的演員崔建平、何石柱、樊春花、侯小春、周青云、段卓麗等毫不猶豫穿著短裙和背心迎著寒風就上了場,演出非常成功，臺下掌聲雷動。部隊首長早早等在臺邊上脫下自己的軍大衣披在演員身上,那真是軍民魚水情,臺下臺上熱淚盈眶,激動萬分。
那時候冒著雨雪演出都是經常碰到的事，住庫房睡舞臺也是經常的事。記得那年在繁峙演出,倒是住招待所,演出完剛躺下不久,就覺得身上奇癢,一摸一個臭蟲,過一會一摸又一個臭蟲,渾身的汗毛都豎起來了,一個家有一半的人抱著被子逃到劇場觀眾席的二樓才睡了一覺。第二天回去一看，剩下的人捉了一晚上臭蟲,地上放的三個臉盆的水里,密密麻麻的漂著一層臭蟲。還有一次在神池義井演出，正好是八月十五,村里給我們每人都發了月餅,演出回來一看,月餅沒了。我們靜靜地坐在床上,一會就看到一只老鼠在地上溜達,一看院子里也到處跑著老鼠,奇怪這些老鼠竟然不怕人,毫無疑問月餅全讓它們吃了。有的人把月餅掛在墻上也讓吃了。我到現在也奇怪,它們是怎么上去的,專業技術水平真是高哇！膽戰心驚地和耗子作了一晚上的伴。在太原義井演出，女同志住庫房,里面還堆著東西,每個人只能自己開辟一塊地方打開行李睡,也是耗子經常出來偷看她們,男同志全部睡舞臺,裝臺的塵土還沒有散,我們的王軍書記就第一個帶頭睡在了舞臺上,領導帶了頭大家有勁頭,大家都是毫無怨言,為了完成演出任務,為了保證演出質量,別說是條件艱苦一點算不了什么,有時甚至還冒著生命危險。記得在太原東安劇場演出時一道網子景的吊桿卡住了，董建平為了拉吊桿,上面配重的鐵磚砸下來,幸虧偏了一點,只是砸昏了,再多一厘米他就“光榮”了。在海校演出時,滕和華為了保證演出質量,在一個很危險的地方掛了一個側角燈光，他本人從劇場頂上摔下來,也差點犧牲。我本人比較膽小,第一次爬梁嚇得直哆嗦,幾年下來在幾層樓高的劇場頂上梁上沒有任何防護設備也如走平地。文工團真是鍛煉人，那時的人一心想的就是提高業務水平演好戲。
也正是由于文工團的藝術氛圍，每個人為藝術吃苦耐勞的精神使我們團出了許多享譽全國的名人。回想起來盡管那時很苦很累，但那真是一段美好的回憶。今天無論是在世界各地的文工團人,在美國、在加拿大、在港、在澳的文工團人,無論是回了北京、太原的文工團人,還是留在忻州的文工團人,無論是繼續從事文藝事業的文工團人，還是改行干了其他工作的文工團人，都深深地感到在文工團的那些年,確實在藝術上提高了自己,在意志上磨練了自己,使自己在現在的工作崗位上終身受益。直到今天留在忻州的文工團人，仍然是忻州市所有重大文化活動的精英和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