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日為師”到“反日”：民國時期國人對日本態度的轉變
國人對日態度的轉變
對于日本，中國人曾有過好感。在《馬關條約》簽訂后的第二年，第一批13名留學生抵達日本，開啟了向日本取經的先河。特別是日俄戰爭中，日本竟然戰勝老牌的世界強國，深深刺激了中國，一場“以日為師”的活動全面展開。一批批留學生先后涌入日本，到1911年留日學生累計達到4.5萬人。留學生中既有孫中山、宋教仁、黃興等革命家，也有章太炎、陳獨秀、魯迅等思想家，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的走向。
“二十一條”簽訂
那么，中國民眾對日本的好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喪失的？回望歷史，很清楚，就是1915年大隈重信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之后。正如一位日本學者所說，“實際上，日本與中國的不幸關系，可以說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二十一條’激起了中國人前所未有的憤慨，是20多年后戰爭爆發的伏線”。“二十一條”的要求非常苛刻，暴露了日本攫取在華特權的野心，給中國民眾以極大的震動和沖擊。1916年中國政府宣布將被迫簽字的5月9日定為“國恥日”后，國內反日情緒日益高漲。從此留日學生急劇減少，中國社會輿論對日本充滿敵意。
在日本方面，卻是另一番景象。“二十一條”得到了主要報紙的支持。《東京朝日新聞》說“對華‘二十一條’維護了東亞和平”，《讀賣新聞》說“政府的措施應該說大體上是適合時宜的”。日本政府采取發出最后通牒逼迫中國政府同意的高壓手段，也獲得了新聞媒體的支持。這些媒體先后刊登報道或發表社論，批評中國政府的態度，擁護本國政府，宣稱日本的主張極其正當。
在日本知識精英中間，也有很多人支持“二十一條”。辛亥革命時擔任過孫中山法律顧問的寺尾亨本來是“親中派”，此時卻在報紙上撰文說，“關于對華問題，應該批評的地方固然不少，然吾人對其事實無法準確把握。即便已經知之，今天亦非公然批判之時。為了國家的體面，最終應該明確我國主張之所在，努力貫徹之”。
作為大正民主運動中的核心人物，吉野作造是一位積極主張民主主義的學者。當“二十一條”交涉結束、中日兩國締約以后，他也發表文章對“二十一條”給予肯定的評價。“這一次的對華要求表面上看有些地方或許侵害了中國的主權，或許讓中國丟了臉面，但是我相信，從帝國的立場來看，大部分都是最小限度的要求。”他這樣寫道，“從與西洋各國的關系來看，（‘二十一條’）選擇的時機頗好......處理得極其恰當。”連吉野作造這樣的知識精英也被狹隘的民族主義俘獲，評價“二十一條”的對華要求“處理得極其恰當”，就不難想象一般日本民眾的態度了。
當然，也有極少數人士批判和質疑“二十一條”。不過，他們不但沒有對政府形成任何有效影響，反而受到斥責和抨擊。例如，時任北洋政府法制顧問的有賀長雄就因為在元老中斡旋而遭到責難，被罵為“國賊”“袁仆”，早稻田大學剝奪了他的教授職務。右翼分子對他進行人身攻擊，甚至企圖殺害他。
松方正義的警告
就在這種感情用事的、偏狹的民族主義席卷日本的時候，一位元老卻站出來，對日本的外交政策提出警告。這位元老就是松方正義。
松方正義
松方正義1853年生于鹿兒島，是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的老鄉。他曾任明治維新政府的大藏卿，此后幾乎一直擔任大藏大臣的職務，占據日本財政中心位置長達22年之久，是一位精通財政政策的政治家。他還曾兩度組閣，受封從一位大勛公爵位。松方正義既不是明治維新激變時代的英雄，也沒有在戰爭中建立軍功。他之所以能如此顯赫，大概是緣于其溫厚篤實、樸素勤勉的人品。
早在明治時期，松方正義就已躋身元老之列。進入大正時代，他又收到了大正天皇“匡輔大政”之詔，和明治天皇的主要輔臣山縣有朋、井上馨、桂太郎、大山巖、西園寺公望等人一起輔佐新天皇，參與機要。這些元老是超憲法的存在，在朝政中擁有絕對強大的勢力。
然而，這些元老卻是不負責任的。《外交時報》的一篇文章說：“元老這些人，說來很奇妙，可以肯定他人的說法，但即使相信事情對國家有利，他們也不會去扮演受人憎恨的角色，主動向政府當局提出忠告。況且萬一因此而使政局發生動蕩，這種責任他們絕不愿意承擔。因此，這種被人憎恨的角色一個一個往下推，元老自己則回避承擔責任。”
不過，對于政府咄咄逼人的對華政策，松方正義罕見地公開而明確地表達了不滿。1916年10月，大隈重信下臺后，81歲高齡的松方正義向新任首相寺內正毅提交《對華意見書》，嚴厲批評政府對華政策之惡劣——“然我國近年來對華政策，徒恃我強盛，乘彼之弱小，威嚇彼，恫嚇彼，時而玩弄欺詐小計，時而行強奪之拙策，唯驅彼怨恨于我，離反于我，以我為不共戴天之仇讎，以迄子子孫孫以我為詛咒對象，不過徒以自得......諺曰：百巧不若一誠。然我國之對華政策，巧拙交互，唯促彼之怨恨，復招其侮”。
在松方正義看來，外交政策要以信義、正義為原則，唯有“遵循天地之公道，重視國家信義”，才能使“我國置于富岳之安，光耀我皇威于八纮”。他主張把“不吐剛，不茹柔，憑據條理，主持正義”作為日本“外交政策之傳統要訣”，強調“無勢力之信義乃空言，然無信義之勢力乃禍媒。無論多大之勢力，唯有作為有信義之勢力方可有效”。
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國家認為外交就是恃強凌弱，國家之間只有拳頭大小，沒有公理可言，因此外交就是欺詐和權術，信義和正義無非就是幌子。大隈內閣就是以這樣的認識強迫中國簽訂“二十一條”的。松方正義將批判的矛頭直指“二十一條”，認為日本的對華政策“不得不斷言絕對墮入了荒謬，實余所不堪痛嘆也”。他進而指出，近年來日本外交政策舍棄信義，“徒弄一時之陰謀詭計，不顧因此而釀生國家百年之禍根......唯驅可謂帝國外廓之中國為敵國，從而使帝國在世界之信用喪失殆盡”。他還警告說，盡管日本表面上確保了本國的權益，但“察其真相，實際是岌岌可危，猶如駕駛破舟激流直下，其前途實不禁令人寒心”。
松方正義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是使中國弱小，衰滅，吞并之乎？抑或將中國視為友弟，善誘之，扶助之，將其作為東洋自治一要素待遇之乎？此乃對華政策之根本問題。”松方正義認為，答案應該是后者。他主張，日本必須與中國建立良好的國家關系，“日中親善”對中國有益，對日本也是至關重要的，“日中親善非僅支撐東亞危局之所以，又非單純救助中國之所以，實乃我日本帝國屹立于世界驚濤駭浪之中而不倒之自衛之道也”。他直言不諱地說，這樣做的目的還是為了日本自己，“乃唯欲支持我帝國根本對外政策之大原則，構筑帝國于世界中遠大且永久之地位”。為了日本與國際社會和睦相處，松方正義要求政府改變對華政策。他警告說：“若不幡然猛醒，奈何能不使帝國之威信失于中國，更將使帝國之于世界之地位陷于危殆？”“為今之計，若不迅速采取重大措施，給予根本改正，相信帝國將來之危機禍害實不可測。”
歷史證明，這位元老是非常有遠見的。寺內正毅內閣也轉變了對華政策，即由武力擴張轉變為經濟滲透。通過借款給北洋的段祺瑞政府，擴大日本在華的政治、經濟權益。寺內下臺后，在野時就反對“二十一條”的原敬出任首相，更是把日中友好作為對華基本政策。不過，欺壓、侵略中國的逆流一直存在，尤其是軍部和右翼。
1924年7月，松方正義卒于東京，享年89歲。4個月后，孫中山來到日本。彼時他應段祺瑞的邀請北上，共商國事，途經日本。在日停留的8天時間里，孫中山做了4次演講，其中在神戶歡迎會上做的《大亞洲主義》演講備受關注。在演講中，他盡情述說了他對曾給予許多援助的日本所抱的希望與批評，同時也間接回應了松方正義的問題。
孫中山
在價值觀上孫中山和松方正義是一致的。他也主張講仁義道德，以正義公理來感化人，反對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的“功利強權”。他呼吁亞洲各民族各國團結合作，建設平等自由、互助互利的“大亞洲”，“大亞洲主義”的基礎就是“講道德，說仁義”。
最重要的是，孫中山指出，“行霸道的國家，不只是壓迫外洲和外國的民族，就是在本洲和本國之內，也是一樣壓迫的”，并敦促日本就究竟是走“西方霸道”還是走“東方王道”的道路做出選擇：“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后對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于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這次演講被一些日本學者視為“孫中山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講”，因為他指出了當時日本的一個重大問題：在受到西方國家支配的世界里，日本如何安排自己國家的未來，如何與世界相處？這個問題的基礎是日本如何處理對華關系。半年后，孫中山在北京去世，可是他提出的問題和松方正義的警告一樣依舊存在，而且此后隨著日本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變得越來越緊迫。
遺憾的是，對于松方正義的警告和孫中山的提問，日本并沒有做出正確的選擇。自從明治維新把“富國強兵”作為目標以來，這種民族主義的追求一直激勵著日本。追求富國強兵本來是新興民族必然會經歷的階段，可是在國家強大之后，富國強兵的后遺癥開始凸顯，國家必須重新調整發展目標。在大正時代，隨著民主主義的盛行，日本本來有機會做出徹底調整。
1915年，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托爾斯坦·凡勃倫訪問日本時就指出，在歐洲和美國，科學和工業的推廣導致了相似的文化價值和政治安排的出現，尤其是在像英國和美國這樣的國家。他聲稱，看到了“日本人和西方人之間思想上的相似性”以及“心理的相同”。因此他預言，當日本變得更加現代時，日本人將丟棄“舊日本的精神”，擁抱遍及世界先進國家的“理想道德價值和原則”。反過來，相近價值觀的建立也會支持與歐洲和北美相似的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制度。
可是，日本并沒有丟棄“舊日本的精神”，將民主主義思潮內化為現代的文化價值和政治安排。尤其是進入昭和時代以后，崇尚武力的日本成為“霸道的鷹犬”，接連不斷地采用激烈批評的手段對待中國，不斷升級侵略中國的步驟。其結果：一方面，使中國民眾對日本的好感喪失殆盡，中日兩個鄰國成為仇讎；另一方面，日本在妄圖統治中國和稱霸世界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孤立于世界，“陷于危殆”，最終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本文摘錄自：《國家的歧路——日本帝國毀滅之謎》，馬國川 著，中信出版社2020年3月。原標題為《從松方正義到孫中山：對中日關系的憂思》，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