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京青年報

鐘樓

編者按： 隨著北京中軸線的申遺成功,鐘鼓樓城市地標和文化符號的地位日益凸顯，本版刊發(fā)文化學者高申對鐘鼓樓尋訪、解讀的文章，讀者可感悟其中的文化傳承與歷史質(zhì)感。

一組二十五面復制的牛皮大鼓

鐘鼓樓是對兩座單體建筑放在一起的混稱。

國內(nèi)的廟壇、佛寺、宮觀等很多地方，鐘樓與鼓樓都分開設置，而且是一東一西，左鐘右鼓，這是從坐北朝南的殿宇方向來定位的。左側(cè)為東，右側(cè)為西，太陽東升西落，清晨鳴鐘傍晚擊鼓，即所謂“晨鐘暮鼓”。

參觀北京的鐘鼓二樓，可以沿著中軸線的方向，先南后北，先鼓后鐘。

鼓樓的南門（即正門）不開放，所以我們需要從鼓樓東西兩側(cè)的鐘樓灣胡同繞到北門。購票進入后，可以在一層看到幾件文物：清乾隆年間御制碑的拓片，維修鐘鼓樓時發(fā)現(xiàn)的鐘樓“鎮(zhèn)物”，鐘鼓樓屋頂?shù)淖攉F，當年宋哲元、秦德純捐資興修的“北平第一民眾教育館附設兒童運動場”所立標志碑，以及鐘鼓樓的歷史照片、建筑模型、科普介紹等。

看罷，您要系緊鞋帶，活動活動腿腳，開始扶著高梯爬樓。到二層，能見到一組二十五面復制的牛皮大鼓。在這組大鼓的西側(cè)盡頭，有一面破損的主鼓——據(jù)說，這面主鼓是在“庚子國變”時被日本侵略者用刺刀捅破的。這面晚清時期殘留下來的主鼓，也是鼓樓二層唯一的一件“古物”。舊鼓旁邊，是依照它復制的兩面新鼓，分別用在1990年第十一屆亞運會與1991年北京市文物節(jié)開幕式上。

看完鼓，再看罷復制的古代報時器，眺望過中軸線的壯美風景，咱們下高梯，不急著出鼓樓北門，往右側(cè)多繞一小段路，可以看到位于鼓樓腳下的國家二級文物麒麟碑。

麒麟碑在樓外東側(cè)，是一尊安詳矗立著的照壁，正面鐫刻著一只威風八面的麒麟。它寄居于此已近百年，默默無聞地感受著歲月流逝。麒麟碑享譽京城，它的故事要從下面的麒麟碑胡同說起。

麒麟碑胡同的那些往事

如果您對東城區(qū)有所了解，或許知道：在寬街路口東、張自忠路西段路北，有一條名為麒麟碑的胡同，胡同東側(cè)是中剪子巷,謝葆璋、謝冰心一家在此居住過；胡同北側(cè)，緊鄰府學胡同西段的元代刑部監(jiān)獄，如今文丞相祠的位置，囚禁過民族英雄文天祥。

麒麟碑胡同本身就更有說頭了。它與府學胡同之間的一大片院落，最初是崇禎帝老國丈田琬（田貴妃之父）的宅第。陳圓圓也曾在這里登上“歌舞場”。據(jù)說，吳三桂就是在這里認識了陳圓圓。

康熙年間，這個地方是靖逆侯張勇的駐地。到了晚清，此地又成為尚書志和的宅院。光緒二十九年（1903），由于西總布胡同的李鴻章舊居改成祠堂，李鴻章之孫李國杰便買下了志和宅，以奉養(yǎng)老母。

1924年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把末代皇帝溥儀及清皇室成員趕出紫禁城。那時候，李家宅院已經(jīng)被分割開，沒了住處的同治帝遺孀敬懿、榮惠皇太妃無奈住進了東院的北部。1935年兩人去世后，被清室用汽車拉往清東陵，隨后舉行了清東陵的最后一次葬禮，此時距東陵盜寶已過去七年多。

東院的南部，則被顧維鈞買下。“北京政變”發(fā)生之后，顧維鈞到天津暫避，宅子閑置下來。時隔未久，孫中山北上來京，被段祺瑞等安排住在此處。于是，顧維鈞宅院也被稱作孫中山行館。

1925年2月18日，身患重病的孫中山由協(xié)和醫(yī)院移至行館接受中醫(yī)治療。3月12日，孫中山病逝于行館 。所以孫中山人生的最后20多天，是在這里度過的。

李家老宅西院，先是作為北洋政府海軍總長劉冠雄的官邸，后又被國立第一助產(chǎn)學校及附屬產(chǎn)院所使用。在這里主持校務的，是中國近代婦幼衛(wèi)生事業(yè)創(chuàng)始人楊崇瑞，也就是婦產(chǎn)科專家林巧稚的師姐。由于學校教學質(zhì)量高，在當時享有很高的社會聲譽，被稱為北平八大學府之一。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曾經(jīng)的東西院落均被日本侵略者強占。到了1946年，再由北大購得，經(jīng)過一番修繕，東院改為北大教授的宿舍。根據(jù)資料記載，北京大學曾有幾十位教授在此居住。此處宿舍最初被叫做麒麟碑宿舍，后改稱府學胡同宿舍。北大教授們遷往燕園之后，這里成為北京市文物局所在地。

麒麟碑胡同與麒麟碑

聊了這么多麒麟碑胡同的過往，您會不會感到好奇，這麒麟碑原來放在什么地方？怎么會成為這樣一條胡同的名字？其實，早年間的麒麟碑胡同，因形似口袋，所以叫做口袋胡同，直到1947年，才改稱麒麟碑胡同。據(jù)說，改名的原因是在胡同南口發(fā)現(xiàn)了一通刻著麒麟圖案的石碑。

然而，咱們在鼓樓腳下見到的明明是一座照壁，而非石碑，如果起名，也應該叫麒麟壁胡同才對。這條胡同在歷史上并沒有寺廟、宮觀、祠堂的記載，矗立一座石碑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這里有過高門大院，而且還是王公貴胄、皇親國戚居住的院落，在宅院門口安置一座氣派的影壁則是很有可能的。有學者說，胡同名叫麒麟壁太過拗口，而且此影壁也不夠?qū)挻螅苑Q“碑”更容易被接受。

這座麒麟壁，據(jù)考證是明代留下來的，但它又是來自誰家的大門口呢？根據(jù)一些文獻資料推測，它是明嘉靖朝重臣仇鸞府前之物。據(jù)民間流傳的說法，仇鸞為體現(xiàn)自己的排面，命人用漢白玉雕刻了一座麒麟石碑，不過陽宅立碑終歸不對勁，于是就鑲在了門前的影壁上。等到仇鸞死后獲罪，戮尸抄家，門前象征權(quán)勢的麒麟影壁也被推倒，隨即被埋在地下，一埋就是幾百年。到了民國時期，當?shù)刈舴ǚ课荩虐崖癫匾丫玫谋谕诹顺鰜恚谑呛哺拿麨轺梓氡５降资菍W者的說法對，還是民間的說法對，咱們還是等著更多史料的出現(xiàn)吧。逛鼓樓時，可別錯過這塊被保存在此處的麒麟碑啊。

此外，在麒麟碑胡同南口還出土了一對塌腰石獅子。當時這對石獅的頭頂露出街面兒，身軀卻早已埋在地下。經(jīng)鑒定，它們居然是元代遺存。如今，這對塌腰石獅子放在白塔寺的大殿前面，有興趣的朋友不妨也前去一覓“獅”蹤。

朱棣留下的三口大鐘

穿過鐘鼓樓之間的小廣場，來到鐘樓南門。南門入口東側(cè)矗立著乾隆御制碑的真跡，此碑被譽為中軸線北端第一碑。進門參觀鐘樓一層的臨時展覽后，出門按照指示牌的方向，開始第二段爬樓之旅。比起鼓樓來，這段高梯更陡一些。二層保存著一尊碩大的古鐘，它就是北京的鐘王永樂大鐘。

看到這里，或許您會一愣：不對吧，永樂大鐘不是安放在北三環(huán)的覺生寺，也就是大鐘寺里嗎？怎么鼓樓里還有一尊？

行文至此，咱們就得說說永樂帝與他的那些大鐘了。

永樂帝為后世留下來三口永樂大鐘：其一，是曾經(jīng)掛在鐘樓上，后由大鐘寺博物館收藏的永樂鐵鐘；其二，是鐘樓內(nèi)懸掛的鑄造于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的永樂銅鐘，這也是目前國內(nèi)最重的銅鐘；其三，是如今懸掛在大鐘寺的永樂銅鐘。

主持鑄造永樂大鐘的是一代帝師姚廣孝。該鐘的燒造地點為鼓樓西大街的鑄鐘廠。據(jù)史料記載，至明朝末期，由鑄鐘廠制作且被保存下來的大鐘，至少有十口。至晚明時，因政府缺錢，便將古鐘融化，用以鑄造銅錢。待到明朝結(jié)束，只有這三口古鐘幸存。

鐘樓上先后懸掛過兩口永樂大鐘。首先掛起的是鐵鐘，但由于敲擊聲音不夠響亮，不能實現(xiàn)為京城撞鐘報時的功能，于是永樂帝又下旨鑄造了銅鐘。這尊巨大的銅鐘通高7.02米，鐘體高5.55米，重達63噸，從重量上來說，堪稱古鐘之王。由于這口鐘是銅錫合金鑄造，具有良好的硬度及韌性，聲音較鐵鐘洪亮許多，延長音也綿延不絕，據(jù)說能傳播十公里左右。

如今懸掛在大鐘寺之內(nèi)的華嚴大鐘是永樂帝為了超度死于征戰(zhàn)中的亡魂而鑄造的。華嚴大鐘燒造出來后，懸掛于景山以東的漢經(jīng)廠內(nèi)，作為明代帝后皇族的祈福之鐘。永樂帝亡故后，漢經(jīng)廠也慢慢衰敗下去。后由于漢經(jīng)廠房梁衰朽，大鐘隨之墜地。大鐘墜地后，就此沉寂了150年。

至萬歷帝當政，為了侍奉崇佛的生母李太后，萬歷皇帝決定搬遷早已閑置的華嚴大鐘，將其送入而今西三環(huán)東側(cè)的萬壽寺內(nèi)，鐘聲才重又響起，緊一聲慢一聲，傳遍大半個北京城。

待萬歷帝孫天啟帝即位，有臣僚進言，說這華嚴大鐘的方位沖了當今圣上的龍運。天啟帝聽信此話，下令將大鐘再次落地，這一落，又是一百余年。

進入大清，雍正帝決心再次懸掛華嚴鐘，但他沒能活到自己所期盼的那一天，華嚴大鐘重新上梁已是乾隆八年（1743年）。重裝上的“大鐘”，也不是天天響。按照乾隆朝后的清廷規(guī)矩，只有在久旱無雨之時，為了祈雨才能敲響大鐘。

乾隆御制碑出自誰之手？

參觀鐘樓的時候，您關(guān)注過入口處東側(cè)的那通古碑么？根據(jù)古碑旁的文字介紹，它是一通乾隆御制碑，但并非出自乾隆御筆，而是出自一位曾讓乾隆帝“侍候”過的人。

他就是梁詩正。咱們先來看看梁詩正是怎樣的一個人。

梁詩正是杭州人，據(jù)說五歲才能說話，11歲才學會寫小作文，34歲在科舉中得中探花。他的童年時代算是發(fā)育遲緩，青年時代可謂大器晚成。而從他后來的施政諫言水平來說，基本上就是個書呆子，他的最大優(yōu)勢是寫得一手好字。

梁詩正在擔任了四年翰林院編修后，經(jīng)過雍正帝現(xiàn)場試詩，被選入上書房，成為誠親王允祕、寶親王弘歷、和親王弘晝的老師。彼時的弘歷，已是一個24歲的青年，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甚為喜愛。對于弘歷與梁詩正的互動，繼位后的乾隆帝講道:“彼時余學已成，名為師，而實友。”

接下來，便是前面所說的那個“侍候”帝師的故事了。某日，梁詩正幫弘歷寫大字，恰好雍正帝到。雍正帝命他繼續(xù)寫，因墨染衣袖，雍正帝便讓弘歷幫梁詩正托衣袖，弘歷欣然從之。后人據(jù)此傳說“乾隆給梁詩正當起了書童”。多少年過去后，梁詩正一直珍藏著那件被墨浸染過的衣服，關(guān)鍵部位則是被弘歷托舉過的衣袖，他還打算在亡故后穿這件臟衣服下葬，表示感恩兩代天子。

待“托袖書童”即位后，梁詩正成為其“五詞臣”之首，且一直在朝中任職，做遍了除禮部外的其余五部尚書，只是沒啥政績。由是，比較了解師父才能的乾隆帝才會說出這樣的話:“(梁詩正)供奉內(nèi)廷，不過筆墨之事。”當然，乾隆帝一再稱譽梁詩正的書法：莊雅雍容，自然合節(jié)。

梁詩正一生平穩(wěn)，但庸庸碌碌，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逝于任上，終年67歲，身后入祀賢良祠，乾隆還撥了一千兩白銀為他料理喪事。

說來也巧，梁詩正生前的宅院就在距離中軸線不遠的楊梅竹斜街上。宅院在路北，路南的位置則是京城最早，也是設施最好的東升平浴池，斜對面則是泰豐樓飯莊。當然，這條街上出現(xiàn)浴池和飯莊的時候，梁詩正已經(jīng)去世百年了。

更湊巧的是，在梁詩正活著的時候，曾經(jīng)為鐘樓的重修撰寫過碑文，而這方“御制重建鐘樓碑”，就當當正正地擺放在鐘樓南側(cè)進門處。

在梁詩正撰文碑的反面，還刻著另一篇大作。文章作者是時任京兆尹的薛篤弼。這篇作品的名稱，叫“京兆通俗教育館碑”。

薛篤弼是什么人，他為什么要撰寫這樣的碑文？

原來，祖籍山西的薛篤弼，與鹿鐘麟并稱為馮玉祥的左右手，且被馮玉祥視作文膽。薛篤弼追隨馮玉祥的腳步，跟著他一道宦海沉浮。風光的時候，薛篤弼曾任內(nèi)務次長、衛(wèi)生部長、水利部長等職。當然，最可說道的，還是他擔任京兆尹的那段日子。

1924年年底的“北京政變”后，京兆尹薛篤弼授命主持京師治理。彼時，“鼓樓各層，修葺一新，改名‘京兆通俗教育館’，陳列各種模型圖片，宣傳吸食鴉片之害、賭博之害、隨地糞便之害、蚊蠅之害，移風易俗，頗益民生”。教育館建成后，要立碑紀念，只是運送碑材的成本太高，于是因陋就簡，改用梁詩正撰文碑的背面刻“京兆通俗教育館碑”。

薛篤弼還把鼓樓更名為“國恥樓”，將八國聯(lián)軍損毀的文物公開展覽，以喚醒人們的愛國意識。此外，在鼓樓上設了圖書館、在鐘樓上開設民眾電影院。由于政局動蕩，外加經(jīng)營不善，影院虧損嚴重，終于1949年1月停業(yè)。教育館遷出鐘樓和鼓樓，但石碑卻長久留了下來。文并供圖/高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