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曾在中國歷史上劃下的最耀眼的一筆，并影響至今......

晉商自宋朝開始已是商業經濟的中堅力量，清朝時期更是撐起中國商業的半壁江山。說來也奇怪，山西從來就是一個干旱、貧窮的地方，為什么會誕生這支影響巨大的商人隊伍呢？原因就是因為窮！

地貧民多，當一方水土養不了一方人的時候，山西人只能出蒙古，走西北。《走西口》這首民歌唱的就是最初的山西貧民，山西商人就是通過“走西口”一步步發展壯大的。

比如在顯赫的晉商家族中，喬家的祖先，是在蒙古草原給別人拉駱駝；曹家的祖先，是推著獨輪車賣沙鍋的；常家的祖先，是在張家口擺攤賣布。

“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先有晉益老，后有西寧城”等諺語，更是說明了走西口的晉商與西部重鎮的關系。

發展起來的晉商以經營茶、鹽、票號、糧食、牲口為主，足跡遍及海內外，盤活了整個中國經濟。

舉幾個例子來一瞥晉商的強大：清兵剛入關，順治的龍椅還沒坐熱，就立馬召見了當時最著名的八位晉商，“宴便殿、賜服飾”，大加拉攏；雍正平定青海叛亂，軍糧供應困難，朝廷一籌莫展，這時一位叫范毓賓的山西商人站出來說：這事就交給我辦吧；清朝后期，山西票號是朝廷辦理軍餉、賠款及部分省財政金庫的地方。

晉商在清朝達到鼎盛，但由于外國資本的入侵及自身的保守，晉商也隨著清朝的垮臺而褪去了主角的服飾。

晉商遠去了，但他們的宅院留了下來，王家大院、喬家大院、曹家大院、渠家大院……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有“山西紫禁城”之稱的王家大院。

家族歷史

王家大院位于山西晉中盆地南部邊沿的，靈石縣城以東12公里處的靜升縣靜升村。王家大院為歷史上靈石縣“四大家族”之一的靜升王家所建。

靜升王家乃太原王氏的后裔，其始祖早年從太原遷至該縣城清初，族人王興旺開始經商，做小買賣，至第十四世王謙受、王謙和、王正居等，資本見厚，店鋪增多，逐步成為豪商巨賈。到清中葉，王家便由原來的平民百姓發展成為居官、經商、事農綜合型的名門望族。

王氏家族鼎盛于清朝康、乾、嘉年間，其時，除大興土木，營造住宅、祠堂、墳瑩和開設店鋪、作坊外，在當地還辦有義學，立有義倉，而且修橋筑路、蓄水開渠、賑災濟貧、捐修文廟學宮等等，善舉不斷。

在此期間，王家入宦者僅五品至二品官員就有12人，包括授、封、贈在內的各種大夫達42人，還有二人分別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和嘉慶元年（1796年）參加了朝廷舉辦的千叟宴。

王家大院的選址

一是居高臨下，負陰抱陽，占據靜升村北山坡黃土高地，背陰可以阻擋胡地北風，向陽能使陽光照射充足；

二是憑借坡間由北而南的天然排水溝于左右，可保證宅居地“高無近旱而水用足”，無水災之患，亦無缺水之虞；

三是依山面水，居高可以望遠。前覽俯視，田園漫漫，河水潺潺；環顧四周，群山連綿，氣象萬千。

夏日層巒疊翠，冬來銀裝素裹，一幅美妙的自然山水畫盡收眼底，堪稱理想之宅居寶地。

據說慈僖太后當年逃難時還在這里住過兩個晚上。

其建筑結構，融歷史、哲學、力學、美學為一體，多采用前院為木構架形制，后院為兩層窯樓，底層為前檐穿廊的窯洞，二層為梁柱式木結構房屋，構成了典型合理的梁柱式木結構建筑與磚石窯洞式建筑相結合的建筑形式，且結構附件裝飾均絢麗精致。

如穿廊結構上的斗拱、額坊、雀替、坊頭等處的木刻件及柱礎石、墻基石等石刻裝飾件，形式多樣，做工極佳。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北方民居“堅固、實用、美觀”的建筑特點。

整個建筑設制，集官、商、民、儒四位于一體，既遵循了中國古代傳統的陰陽五行之說，又合乎了尊卑有序，內外有別的倫理道德禮制，同時還在建筑的局部和細微之處，汲取了南方園林建筑的設計風格，將造院技巧與造園藝術有機地融為一體，形成王家大院建筑藝術的又一大特色。如此種種，將大院縫合為多元文化體的藝術大殿堂。

外觀，堡墻高筑，順物應勢，形神俱立，氣宇非凡。入堡觀覽，庭院深巷，曲幽多變，巧連妙綴，有如迷宮。真是博大精深壯觀，天工人巧地利。

在保持北方傳統民居共性的同時，又顯現出了卓越的個性風采，不愧為中國民居建筑藝術之精品。

王家大院的楹聯匾額，如同院內卓爾不群、璀璨奪目的“三雕”藝術品一樣，無不貫注著深深的文意，引人注目，啟人聯想。為王家大院裝飾藝術的又一大特色。

在整個大院里，凡堂必有楹聯，凡門戶必有匾額。其質料大多數為木材質，少數是磚石刻成。它們詩書氣華，無一雷同，字數寥寥，意境悠遠。不僅增添了宅院的儒雅之氣，還賦予每幢院落妙不可言的精魂神韻。駐足品味，令人叫絕。

其書寫，有行書，有隸書，有篆體，有章草；其造型，有竹型聯、秋葉額、書卷額、折扇額；其內容，或頌德，或言志，或垂教。如“映奎”、“桂馨”，期盼科考順利，出類拔萃；“觀我”、“視履”，警示個人要時刻規范自己的行為；“就日瞻云”夸示謁見帝王之榮耀等等。

這些形制不大的裝飾品，仿佛無處不在的精靈，多少年來，默默地以不同的形態點綴在這古樸而堂皇的大院，作為文化的象征，使得以商發家的王家有了品位，并潛移默化地熏陶著世代子孫脫胎換骨，識禮守制，謹遵祖訓，引導他們在一條既定的路上有了作為，有了不同于普通百姓之家的某種士大夫氣質，不斷鑄造著家族的興盛發達。

然而，歲月如梭，事與愿違，王家曾有的理想抱負已隨世事的變遷而成為歷史。如今，雖人去樓空，但所幸存下來的一副副楹聯，一塊塊匾額，依然固守在深深的庭院里，拋灑著無言而有聲的清輝，“潤物”扣心，成為王家大院歷史文化內涵的一大亮點。

王氏家族從十八世以后（清道光年間）逐漸衰敗，其原因除社會政治經濟多方面客觀因素外，在本身，則主要是子弟不爭，日趨奢靡，盡棄先祖勤儉創業之品德。

一些人荒于學而以錢捐官，還有的疏于耕而醉癮鴉片，終致秋風落葉，大廈日傾。抗日戰爭前，雖還有個別大戶于省內及京津等地多有商號,可蘆溝橋事變后，亦頓收家業，居家南遷，流落他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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